曾氏认为“凡作诗，最宜讲究声调”。他选编的《十八家诗钞》，“所选钞五古九家，七古六家，声调皆极铿锵”，或“声调清越异常”。他谈到写作古诗，须熟读古人作品，“先之以高声朗读，以昌其气，继之以密咏恬吟，以玩其味。二者并进，使古人之声调，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，则下笔为诗时，必有句调凑赴腕下。诗成，自读之，亦自觉琅琅可诵，引出一种兴会来”。他列举杜甫的诗句“新诗改罢自长吟”“煆诗未就且长吟”，告诉诗作者，写诗反复修改，满意了，自己先诵读，欣赏声调之美。诗句煆造得不完美时，也要靠反复吟诵，直到声调稳健为止。通过古人的诗句他体味出，“古人惨淡经营之时，亦纯在声调上下功夫。盖有字句之诗，人籁也，无字句之诗，天籁也。解此者，能使天籁、人籁凑泊而成，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”。

曾氏是一位文言文时代的先哲，他认为汉魏期间的文人之作，有两方面最不可及：“一曰训诂精确，一曰声调铿锵。”训诂，就是把每个字的字义、读音、字形结构讲解得透彻明了。它是诵读起来能够声调铿锵的保障。他列举《三都赋》中的文句，如“开高轩以临山，列绮窗而瞰江”“碧出苌弘之血，鸟生杜宇之魄”（语出《蜀都赋》。苌弘，周灵王时人，为周人所杀，流血成碧，不见其尸；杜宇，即杜鹃，古蜀帝本名杜宇，亡去化为杜鹃，后人因称杜鹃为杜宇）“洗兵海岛，刷马江洲”“数军实乎桂林之苑，飨戎旅乎落星之楼”等，指出这些文句的音响节奏，皆后世所不能及。

曾氏家训的名句“八本、三致祥”，也强调诗文的声调：“读古书以训诂为本，作诗文以声调为本，养亲以得欢心为本，养生以少恼怒为本，立身以不妄语为本，治家以不晏起为本，居官以不要钱为本，行军以不扰民为本。孝致祥、勤致祥、恕致祥。”“为本”二字，已把声调提升到相当重要的程度。

提倡以朗诵学作诗，作诗注重声调，并非曾国藩的创见。许多研究诗词的诗话著述，也不乏关于诗句声调的探索。南宋建安（今福建）人魏庆之，著有《诗人玉屑》一书，选录各家诗话的主要论述，开篇就引用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说：“诗之法有五：曰体制、曰格力、曰气象、曰兴趣、曰音节。”严羽认为音节关乎诗品。诗品的高、古、深、远、雄浑、飘逸、悲壮、凄婉，也要音节体现。“诗者，吟咏性情也。”严羽认为，宋代诗家以文字为诗，以议论为诗，以才学为诗，不能说不工，但“终非古人之诗也，盖于一唱三叹之音，有所歉焉”。

南宋晚期词人姜夔娴于音律，他在《白石诗说》中说道：“一家之语，自有一家之风味。如乐之二十四调，各有韵声，乃是归宿处。”是说音律韵声还能区分诗作的不同风格。

宋代诗人唐庚，在《唐子西文录》中说：“吾作诗甚苦，悲吟累日，仅能成篇。初未见可羞处，明日取读，疵病百出，辄复悲吟累日，反复改正，稍稍有加。数日再读，疵病复出。如此数四，方敢示人，然终不能奇也。”这是一则边写作边诵读，靠悲吟觉疵病的范例。

古人以四声为切韵，以喉音、舌音、齿音、唇音、牙音为语言五音。从而分析出语汇的双声叠韵。宋诗有诗句“方穿诘曲崎岖路，又听钩輈格磔声”，诘曲崎岖为双声，钩輈格磔为叠韵，这都是对诗句声调的研究。

文字是记录语言的，正是语音区分了字义。诗与歌相属，诵读是诗歌最适宜的表达方式。朗诵于求知，可以纠正语音；于身体，可以调节气息；于情感，可以激发悲喜；于学识，可以牢固记忆。所以传统的启蒙教育，都是教孩子们高声诵读的。《随园诗话》有一首形容村书塾的诗：“漆黑茅柴屋半间，猪窝牛圈浴锅连，牧童八九纵横坐，天地元黄喊一年。”一个喊字，能让人感受到童声绕梁的喜悦。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”，与天地万籁共存，不可或缺的，正是赏心悦耳的读书声！（刘景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