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年仅26岁的邹元标以优异成绩高中进士，分配到刑部观察政务，相当于实习生，学习业务知识和官场规则。谁也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一出场就令整个官场震动。

原来在这一年，明朝发生了一件大事。这年9月，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病逝。按照当时的祖制，张居正必须“丁忧守制”，回家服丧二十七个月，但此时他正致力于推行“万历新政”，各项改革正进行到关键时刻，他担心自己一旦离职，改革大业恐将前功尽弃，于是他和太监冯保一起策划了“夺情”事件。所谓“夺情”也叫夺情起复，就是皇帝以工作需要为名缩短或取消“丁忧守制”，可不必去职，以素服办公，不参加吉礼。

“夺情”之举看似理由充分，但因为有违祖制，受到了一些大臣的极力反对，其中以吴中行、赵用贤、艾穆、沈思孝四人最为激烈，上疏极谏，反对“夺情”。张居正怒不可遏，对四人施以“廷杖”。这板子打得有多狠？吴中行“廷杖几毙”，几乎被打死，后来中书舍人秦柱带医生救治他，去除腐烂的肉数十碗，“大者盈拳，深至寸，一肢遂空”，足见刑罚之残酷。一时间朝堂之上噤若寒蝉，无人再敢出声。

邹元标也目睹了吴中行等人受廷杖刑的血腥场景，然而等板子打完了，他依然把怀里的奏疏拿出来交给中官，还哄骗他说：“我请个假，麻烦转达！”等到奏疏传到张居正手里，张居正读后气得脸都白了，只见奏疏上写道：“臣看到张居正的上疏说：‘世上先有非同寻常的人，然后才能做非同寻常的事。’这是把奔丧看作寻常小事而不屑于去做的人。谁不知道人只有恪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种道德伦理才能成其为人，现在这个人，父母活着时不去照顾，父母死了不去奔丧，还自我吹嘘为非同寻常的人，世道人心不认为他丧失天良，就认为他是猪狗禽兽，这能叫做非同寻常的人吗？”

将堂堂的内阁首辅、当朝宰相骂为禽兽，震怒之下的张居正同样大刑伺候，赏了邹元标八十大板，这八十大板打得他半死，一条腿也断了。这还不算完，接着又将他流放到了荒远的贵州都匀卫（今贵州省都匀市）。

许多人都赞叹邹元标的骨头够硬，也叹息他就此毁了大好前程。然而风水轮流转，后来张居正死了，一些人看到了翻盘的机会，大力诋毁他，万历皇帝下旨抄家，于是那些张居正的支持者被赶出了朝廷，而过去那些反对者则成了功臣，召回京师，提拔重用。邹元标借着这股东风，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枢，授职吏部给事中。

四十多年后，邹元标已经七十高龄，此时明朝已进入明熹宗朱由校的天启时代。邹元标感叹于朝中党派纷争不断，大臣勾心斗角，国势日益衰落，想起万历朝张居正主政时的勃勃生机，毅然上疏皇帝说：“江陵（张居正字江陵）功在社稷，过在身家，国家之议，死而后已，谓之社稷之臣，奚愧焉？”意思说张居正有功于社稷，不过在个人操守方面有些瑕疵，从国家的角度看，他的确做到了死而后已，可以称得上社稷之臣，如果不为他平反，心中有愧啊！在邹元标的极力推动下，明熹宗为张居正恢复了名誉，子孙后代也可以荫袭官职，正式予以平反。

当初被张居正打板子，几近于死，现在回过头来又为张居正鸣不平，如此巨大的转变让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。同僚加好友左光斗就曾问他：“你当年骂张居正，今天又为张居正说话，不是首鼠两端吗？”邹元标感慨地说：“沉浮半生，方知江陵之艰辛也。”有人说他全没有了刚做官时的那种气魄，他笑着解释说：“大臣跟言官是有区别的。风度超绝，说话无所禁忌，是言官的事情；大臣关心的是国家大的利益和损害，以维护国体为己任，怎么能像年轻人那样怒形于色呢？”

当年主考官把邹元标进士考试的试卷拿给张居正看，张居正阅后感叹说：“此子性刚直，可堪大用也。”看来，他没有看错人。没错，邹元标不变的是他一生刚直不阿的品格，他一生多次被贬，却从未低头；变的则是他看问题的角度与方式，四十年世事磨砺，让他理解了张居正的志向与苦衷。于是他选择了修正自己过去的错误，与所有仇怨和解。

所谓正直，从来不是称量别人的天平，而是丈量自己的标尺。肯于低头的邹元标，为我们展示了正直的真正境界。